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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东至少有三次,在谈到党内斗争时,同时提到要准备打仗。一次是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突然提出:“要准备最后灾难。”“赤地千里,无非是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还要准备党搞的不好,要分裂。”一次是1973年12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让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之后,又突然提出“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再一次就是1964年6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出“中央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之后,再次提出要准备打仗。不过1958年和1973年那两次是说说而已,并没有认真,诉诸行动。1964年这一次不同。准备打仗的思想演变为一次影响深远的经济战略布局的调整。首先是改变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关于“三五计划”,1963年初,李富春领导国家计委就提出了一个初步设想,其基本目标是“集中力量解决吃穿用。”不过当时讲“三五计划”时期是1963~1967这五年。到了8月,中央决定再用三年(1963~1965)进行调整。“三五计划”时期就推到1966~1970年。计划目标不得不作重新考虑。拟定三大任务:一是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二是适当加强国防建设;三是加强与农业与国防有关的基础工业。虽然作了这些调整,仍然是一个“吃穿用计划。”1964年4月25日,军委总参作战部向中央提了一份报告,认为我国经济建设在防备敌人突然袭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工业过于集中;二是大城市人口多;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所有这些一旦遭到突然袭击,将酿成大灾难。报告建议国务院组织一个专家小组,研究可行性措施。这份报告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听取计划领导小组“三五”计划汇报。毛泽东概括地讲了他的想法: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集中精力打歼灭战,留有余地。这“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说法,也还是形象地肯定了李富春提出的三大任务。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在谈到要改变计划方式之后,毛泽东提出要进行备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随后,他提了要搞三线工业基地。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地,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所谓一、二、三线,是对中国地理区域作的战略划分。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内陆地区为三线。三线有两片:一是云、贵、川、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二是陕、甘、宁、青、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这两片统称“大三线”。在“大三线”之外,还有“小三线”,那就是沿海和中部省份的腹地山区。国家集中力量加强“大三线”建设,各省区负责“小三线。”当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确比较严峻。美国在越南不断搞战争升级,把战火扩大到北越,逼近中国南大门,中美之间又一次走到战争边缘。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失败后,转而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后,两国边境对峙并未缓和下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北方边境变得紧张起来。面对这种现实,提出加强战备是必要的。作为战略家的毛泽东,总是居安思危,重视有备无患。在他脑子里有两根弦是始终不松的,一是阶级斗争,一是战争。毛泽东关于准备打仗和加强三线建设的话,引起了党内的共鸣。大家都感到领袖的深谋远虑,一致拥护加强战备,并且具体落实到三五计划的编制中。毛泽东关于三线建设的思想,还引起了人们对改变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格局的想象力。周恩来就是从这方面考虑问题的。1964年5月28日,周恩来在中央常委扩大会上说:我觉得,主席提出这个战略思想,我们从中可以引申出许多认识来,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人口也不平衡,经济发展更不平衡,以后就是要逐步走向平衡……要走向平衡,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斗争。周恩来为三线建设和以备战为中心编制三五计划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从以后的发展看来,当时对世界革命形势和战争危险的估计都过头了。然而很难测算,中美之间、中苏之间没有爆发战争,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有了准备。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三线建设的战略部署,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结果,即用国家的力量在一个较短时间内,使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了很大改变。严重倾斜的金字塔稍稍得以扶正。传统体制的优势或许就在于它能集全国之力,干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想象的事情。三线建设的展开,有两个字:一是建,二是搬。关于建,三五计划新建项目大都摆在三线,并且按照“分散、靠山、隐蔽(林彪进而提出‘进洞’)”的方针布点。据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三线新建和扩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关于搬,就是把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全部或者部分搬到三线。这可能是空前绝后的一次工厂大搬家。一年半时间从上海等地迁入三线的第一批工厂就有49个。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但三线建设并没有停止。经过这次经济战略的大转移,在大西南和大西北那些落后的甚至是荒漠的穷乡僻壤,陆续出现了一批工业、科研、国防基地和城市,如攀枝花钢铁基地、酒泉航空基地、十堰汽车城等等。三线建设中的消费、损失,效益的下降,机会成本的增加,过分的分散、选址的失当种种经济上的利弊得失,非本书所能断定。1 2 3 4上一页下一页
【路透社北京12月19日电】中国最高级别的外交官与缅甸总统于19日就促进两国关系稳定发展达成一致。由于缅甸中断了—个由中国出资修建的大坝工程,以及华盛顿重新积极谋求与缅甸接触,中缅关系陷入紧张。 据中国国家电视台报道,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对缅甸总统吴登盛说,中缅睦邻友好关系是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国家关系的典范。戴秉国表示,希望双方通过发展和扩大合作妥善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促使中缅各项合作获得更好发展。 戴秉国正在出席为期两天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他表示,相信缅甸政府有智慧、有能力处理好前进过程中遇到的挑战和问题。 吴登盛对戴秉国说,缅甸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坚定支持,高度重视缅中各项合作的顺利发展,不会允许双边关系受到损害,使缅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日本经济新闻》12月20日报道】亚洲主要国家竟相在缅甸的印度洋沿岸开发港口。在缅甸西部城市实兑,印度正加快建设通往东北部的运输线路,希望在2013年完工。中国和泰国分别在西部皎漂和南部土瓦推进陆路和管道开发。由于欧美对缅甸的经济制裁有望缓和,缅甸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外资具有很大吸引力。 中国正努力确保通往印度洋的门户。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正在位于实兑以南的皎漂岛建设港口,预计 2012年完工。 日本将向亚洲出口基础设施作为经济增长战略的中心内容,但如今并未对处于欧美经济制裁下的缅甸采取积极行动。不过,一家日资制造商表示:“如果缅甸新政权持续采取民主化路线,那么有效利用该国的基础设施会带来很大好处。”
新华网伦敦12月20日电 (记者白旭)英国警察监察局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警方应该提高应对骚乱的能力,在必要时可使用塑料子弹和高压水枪。 报告称,今年9月对2000名市民的调查显示,公众对这种做法普遍是支持的,但认为官方还应该就在何种情况下才能够使用塑料子弹和高压水枪制定具体的规定,让警方和普通民众心里有数。 监察局在报告中称,当骚乱参与者使用投掷物和汽油弹时,为了阻止暴力,避免严重后果,警方可以考虑使用塑料子弹和高压水枪。 今年8月伦敦发生骚乱,骚乱发端于北部的托特纳姆区,短短几天内在全城扩散并向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布里斯托尔和利兹等其他城市蔓延。连续4天的纵火抢掠共造成5人死亡。4000多名骚乱参与者被捕。
资料图片 中国经济网北京12月21日讯(见习记者 薛城)记者刚刚接到消息,天津海事法庭20日下午正式通知原告,驳回河北乐亭养殖户状告康菲溢油污染案件,要求原告再补充材料。这标志着,因康菲溢油而引起的又一起民事索赔案胎死腹中。 受损渔民听闻驳回很失望 107位原告之一、受灾养殖户段金宗接受中国经济网环保频道记者采访时称,听到消息很失望。 代理人之一、中华环保联合会督查诉讼部马勇部长在之前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称,如果能够通过这次事件推动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建设,并借此推动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向前迈进,则会对中国环境保护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作用。近年来,中华环保联合会以援助、代理人甚至原告等多种身份,积极参与环境污染索赔案。 107位养殖户的代理律师、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慰律师表示,近年来,因为海上钻探和海洋运输业的发展,近海养殖遭受污染而索赔的案例不断增加。 稍早前,河北乐亭另有一部分养殖户曾经向康菲索赔,被天津海事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法院当时称,如果要立案,还需要鉴定报告,还要有国家海洋局出具的带有公章的证明等。赵京慰律师告诉记者,律师团这次向国家海洋局和农业部申请了信息公开,非常顺利地收到了两个部委的明确回复。 根据国家海洋局的公开答复,康菲溢油事故“排除不可抗力和不可预见的因素,是一起责任事故,对海洋环境造成了重大污染。”农业部的答复函也明确表示,排除了病原微生物导致水产品大量死亡的可能性。赵京慰说,原告养殖户提供了溢油事故污染、海产品死亡受损的证据,国家部委的证明材料,并出具了多位法学专家的法学意见,证据链条确凿,法院理应受理此案。 受污染影响的养殖户不仅仅只有这107位原告,也不仅限于当季养殖。段金宗说,107位养殖户只是附近一小片的,其他片区还有。漏油事件对当地水产养殖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当季,可能会延续好几年。虽然今年做了一定的技术除污处理,但因为冬季不用水,不清楚处理效果如何。只能等2012年春季放水养苗后,才能看出处理效果。据悉,每年春季四月份左右,当地鱼塘开始储水,五六月份放养水产幼苗。 代理律师呼吁关注环境索赔立案难 为了应对此次诉讼,原告代理人组织了30多位律师组成的“环渤海水产养殖维权律师团”。律师团成员、盈科律师事务所高重阳律师称,我国海洋生态保护的现行法律规定,对于污染海洋环境的责任者均以执法单位施罚款为主要手段,而对民事赔偿方面的规定过于笼统,不利于沿海养殖业者的受害索赔。 据悉,我国目前对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主要是《海洋环境保护法》。针对海上石油开采作业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在我国大陆,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海水养殖索赔案件主要有山东省长岛县北长山乡店子村诉陶克森航运公司、温良柱等诉珠海新世纪航运有限公司的船舶触损扇贝养殖区索赔案,两起案件都是由于船舶漏油导致养殖的海产品死亡。 2002年,天津市海洋局针对英国菲尼特航运公司提出的海洋生态环境污染索赔案,是我国海洋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的海洋污染索赔第一案。赵京慰律师称,总体而言,我国环境污染索赔立案难度比较大,理应引起司法监管部门的关注。 国外也存在石油平台漏油导致环境污染的索赔案例,责任公司往往主动以高额补偿金赔偿当地政府和权益人,特别轰动的是发生的墨西哥湾溢油事件,责任方英国石油公司支付的赔偿额度高达200多亿美元。 2010年4月30日,英国石油公司位于墨西哥湾的“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发生爆炸,导致受损油井每天泄漏大约1.2万至1.9万桶原油,造成重大环境灾难。 2010年5月3日,英国石油公司即发表声明宣布对事件承担全部责任,5月5日向佛罗里达州提供了2500万美元补偿金,5月11日宣布提供2500万美元供美国佛罗里达州政府实施意外事件应对计划,5月17日支付2500万美元旅游业综合补助款,6月又设立了200亿美元赔偿基金用于支付石油泄露事故索赔请求。 日前,康菲石油公司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否定污染致损的言论。赵京慰称,这与康菲公司在溢油事故后的言辞自相矛盾,与国际知名企业应该具有的社会责任背道而驰,是荒谬的,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赵京慰称,此次起诉证据确凿,法律依据清晰,司法专家的意见也一致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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